潘祥辉:“广播下乡”:新中国农村广播七十年变迁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4 次 更新时间:2019-12-06 21: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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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 (进入专栏)  

  

   摘要:盛大彩票_[官网首页]作为20世纪初发明的新式媒介,广播最早出现于城市,但大规模的“广播下乡”却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不论规模、速度还是渗透力,1949年后中国的“广播下乡”都较前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的“广播下乡”深刻而广泛地改变了农村社会。广播对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的普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农村广播网,党和国家的声音可以迅速地传达到田间地头,广大农民也因此被有机地整合进了1949年以来的国家政治议程中。“广播下乡”开创中国历史上的“声音政治”时代,“声音”与“倾听”如此广泛地应用于农村治理,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新中国农村广播的发展受到1949年以来政治经济形势变动的巨大影响,媒介技术的演进也深刻地改变了农村广播的形态。

   关键词:媒介下乡 广播下乡 农村广播  声音政治 媒介史 政治传播

   本文发表于《浙江学刊》2019年第6期,第4-13页,发表时题为:《“广播下乡”:新中国农村广播70年》,发表时有删节。

   作者简介:潘祥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传播学、传播社会学、华夏传播学及中国本土传播学研究。

  

   作为一种20世纪发明的现代传播工具,广播对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影响至深。盛大彩票_[官网首页]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与广播的发展更是紧密相连。1940年12月30日,随着陕北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诞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播事业拉开了序幕。历经战争年代的洗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考验,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人民广播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一段曲折而光辉的历程。盛大彩票_[官网首页]七十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借助广播媒介对农村社会的大力改造。

盛大彩票_[官网首页]   比起报纸媒介,广播是一种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传送声音、供大众收听的大众媒介。盛大彩票_[官网首页]从传播的角度看,广播是借助于声音来进行传播的,它具有一些与报纸不同的传播特点,一是传播面广,二是传播迅速,三是声情并茂,感染力强。和近代中国的报刊、通讯社一样,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一批广播电台,也是由外国人引入创办的。中国最早的广播电台始于1923年1月23日美国人E·G·奥斯邦在上海创办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呼号XRO),之后广播在中国开始流行,成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新式媒介。除了娱乐之用,广播也很快被用于社会教化。在1949年以前,不论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还是国共两党,都意识到了广播或收音机对于基层民众教化的重要作用,并进行过“广播下乡”的尝试。如1930年代国民党也曾组织过“广播无线电台”的基层收音工作,不过,这一时期的广播宣传覆盖范围极其有限。中共在革命根据地的“广播下乡”试验也是如此,影响不大。中国真正大规模的“广播下乡”始于1949年以后全国“收音网”及“有线广播网”的建立。盛大彩票_[官网首页]显然,这是由1949年以后的政治社会及媒介环境所决定的。只有在统一的政权建立起来后,中国共产党才能大规模地推行“广播下乡”运动。当然,1949年以后的这种“广播下乡”也与对苏联广播和宣传方式的学习紧密关联。[①]但比起苏联,中国共产党的“广播下乡”运动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影响也更为广泛。

   我们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最高领导人到基层政府,党和国家都极为重视广播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功能,始终将广播视为团结和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的媒介手段。从1949年《共同纲领》第四十九条“发展人民的广播事业”,到1955年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确定重点发展农村广播网;从1965年第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办好面向农村广播,到改革开放后的“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对农广播”始终在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七十年来,正是通过农村广播,国家的声音被传送到田间地头,农民和国家通过电波紧密地关联在一起。

   那么,新中国农村广播事业的发展呈现了哪些规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70年来农村广播事业的发展又带给我们哪些启示?这需要我们回溯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历程中呈现农村广播事业的变迁及其内在逻辑。


一、新中国70年农村广播事业的变迁

  

盛大彩票_[官网首页]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播在农村社会始终起着十分重要作用。在电视普及之前,广播可以说是中国农村当之无愧的“第一媒介”。在文盲半文盲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广播承担着信息传递、宣传教育、社会整合、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的功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49年以后,和报纸媒介一样,我国对广播实施了“社会主义改造”,取缔了私人广播和外国广播,将广播事业收归国有,纳入统一管理的轨道,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普及“人民广播事业”,将广播媒介延伸到了广袤的农村。可以说,“广播下乡”开创中国历史上的“声音政治”时代,“声音”从此被用于农村治理。数千年来,中国的乡村是安静的,但1949年以后,终于被来自“远方的声音”所打破,农村社会迎来了“倾听时代”,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根据不同时期我国的媒介政策及农村广播的发展状况,笔者将七十年来的农村广播事业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1949-1956年:农村广播网建设的起步阶段

   1949-1956是新中国从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广播建设的起步阶段。1949年6月5日,经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广播事业局,其任务十分明确,不仅要“领导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要“普及人民广播事业”,延伸广播覆盖的触角。1950年4月22日,新闻总署正式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这是1949年后第一个由政府公布的有关无线电广播的政令。《决定》指出:“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不足的条件下,利用广播进行宣传和动员,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此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工作很快铺展开来,到1955年年底,全国已建立了28800多个收音站,不仅覆盖了城市,也延伸到了农村。[②]可以说,广播收音网的建立开启了新中国“广播下乡”的历史进程。在之后跟进的“农村广播网”建设中,“广播下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1952年4月1日,全国第一座以县为区域范围的广播站——吉林省九台县广播站正式播音,为全国建立农村有线广播网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范例。1952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广播会议肯定了九台县的经验,并决定向全国推广。经过两年的努力,到了1954年底,全国建成县广播站547个,中小城镇广播站705个,有线广播喇叭49854只。[③]借助于这些大喇叭,国家的声音终于可以第一时间传递到田间地头。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发展农村广播网”的要求。在12月21日《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他又提出:“在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这是继《共同纲领》中“发展人民广播事业”之后党中央的又一重要决策。在此背景下,中央广播局在1955年12月15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并初步制定了农村广播网发展的方针和方向。这一方针政策很快写入了政府文件中。1956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32条中明确规定:“从一九五六年起,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五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大政方针明确后,各地开始积极行动,农村广播网的建设也因此得以陆续铺展开来,并初现成绩。到1956年底,县级广播站增至1458座,广播喇叭增至50.67万只。[④]

   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放初期我国农村广播网的初建阶段,苏联广播模式一度是中国借鉴和参照的对象。1954年7月6日至9月5日,我国派出了第一个大型广播代表团(共18人)访问苏联,学习苏联的广播工作经验。代表团回国后,还在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出版发行了《苏联广播工作经验》一书。在1954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局长梅益作了《学习苏联广播工作,改进我们的广播工作》的报告。苏联经验对我国解放初期的广播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广播的管理体制和内容宣传上。[⑤]不过,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特别是“大跃进”的到来,中国的农村广播很快走上了自己的建设轨道。

   (二)1957-1976年:有线广播建设的高潮期和普及期

   1957年至1976年这二十年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谓一波三折。不过,伴随着各种政治运动的发展,农村有线广播建设却迎来了其发展的高潮期。

   1956年,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并超额完成所有重要指标,工农业生产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胜利的喜悦”却被错误地认为只要加强主观努力,就可以迅速改变农业生产和农村面貌。“大跃进”运动就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在“大跃进”期间,全国上下响应号召,大力发展广播电台,农村有线广播网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空前发展。从全国来看,这一时期是中国农村有线广播发展的高潮期。“大跃进”期间分别召开了第五、第六和第七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从1958年至1960年,三年间农村广播平均以30%左右的速度递增。1960年全国建成县级广播站1600个,1961年则达到2万多个(包括人民公社广播站)。广播喇叭1957年全国是94万只,1958年304万只,1959年469万只,至1960年达到604万只。[⑥]

   当然,与全国其他行业一样,这一时期的广播行业也存在着片面追求高指标的不良倾向。这直接导致了1962年后对广播大跃进的调整。在1962年广播系统贯彻国家“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过程中,农村有线广播站经整顿后停办了一部分,保留一部分。喇叭数量由1960年的604万只减少到1962年的548万只。不过,这种调整只是阶段性的。到了1966年春,全国广播网的全面调整工作结束后,农村有线广播站的规模不仅很快恢复而且还超过了调整之前的数量。

   “文革”期间,农村广播呈现出进一步发展的态势。1968年,青海省计委一次拨专款350万元,重点发展农村有线广播,这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拨款。甘肃省1969年和1970年也分别拨款245万元、250万元用于农村广播网建设。到1973年,全国有线广播网已基本普及。1973年全国95%的生产大队和91.4%的生产队通了广播,全国农村有线广播喇叭已达9900万只,比“文革”前的870万只增加了10倍以上,61.5%的农户家里都有了广播喇叭。而到了1976年底,全国安装的有线喇叭发展到11300万只。[⑦]达到了农村有线广播建设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可以说广播不仅“下了乡”,而且“入了户”。农村有线广播网也迎来了它的发展高潮。

可见,从1957年到1976年,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运动不断,先后经历了“反右斗争”“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历经曲折,但就农村广播建设而言,却基本没有停滞。政治运动对农村广播事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广播的内容宣传上,就农村有线广播的“硬件建设”而言,政治运动却是个极大的促进因素。可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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